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重视。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考验。

　　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鲜明、*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看，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危机，都一方面折射出经济学的“贫困”，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在危机中破茧而出。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让凯恩斯经济学统治了世界，而70年代的能源和经济危机，又让供给学派登上历史舞台。

　　经济学如何再次伟大起来?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回归经济学的初心。经济学的初心是什么?那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可惜现代经济学沉迷于复杂的数学和高深莫测的模型不能自拔，早忘记了初心在哪里。凯恩斯勋爵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经济学本质是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

　　中国的一位领导人也曾经指出：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工作者而言，如果缺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再伟大的理论也终归沦为学术的垃圾和历史的笑柄。

　　以当下而论，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前所未有，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全球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对一个国家政策“好不好”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面对危机，政策本身是否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困难群众，关注中小企业。最近，“地摊经济”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无疑是疫情危机中，政策回归人性和民生的一个重要的案例。

　　李克强总理最近多次点赞“地摊经济”。

　　媒体报道：

　　6月1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时，来到一家名为“苏家麻辣拌”的熟食摊前，问摊主疫情期间受了多大影响、是否享受到房租减免，员工工资能否照发等。这位个体老板说，疫情期间生意几乎没了，但房租减免了4个月，总算渡过了难关。现在经营基本恢复了正常，加上又允许在店外摆摊，很受市民的欢迎，人气慢慢回来了。李克强关切地询问围拢过来的商户和摊主，前几个月收入降没降。大家普遍反映差不多降了三四成，好在国家及时出了扶持政策，总算挺过来了。一位摊主对总理说，我们现在活过来了，将来我们要报效国家、服务社会。

　　图片源自中国政府网

　　李克强总理说，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面对危机，当很多经济学家们不断鼓吹各种高大上的“应对之策”诸如过度鼓吹“新基建”等措施的情况下，李克强总理更加注重老百姓的就业，关注普通群众的生计，这是何等的有温度，这又是何等的“高大上”，还有什么比老百姓有饭碗更高大上的事?

　　对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我们的确需要“好的经济学”，一个好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如果说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学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做大蛋糕贡献良多，则在未来，应该将注意力转到“公平、正义和自由”的制度设计上来，使经济学回归基本的伦理。

　　李克强总理说，中国还有6亿人，每个人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看不到这一部分人，我们的经济学缺乏对普通老百姓的关注，那是很可怕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不要看不起“地摊经济”，不要觉得只有“新基建”这些东西才是高大上的。能解决民生，能解决老百姓的饭碗问题的东西才是真正“高大上”的。从“新基建”到“新地摊”，这是经济政策和经济思维的极大进步和回归!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本文作者介绍：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部分文字来自《新浪财经》